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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经济学的国企改革实践

时间：2022-11-30 23:47 所属分类：经济论文 点击次数：

　　摘要：上世纪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兴起，私营部门迅速发展带来激烈市场竞争，国有企业在这一过程中发展受阻，面临低生产效率等原因带来的一系列税收和利润继续下降问题。一些小型的国有企业，通过一些内部重组、破产、员工持股 、拍卖、租赁、合资经营等方式重新整合，或者将管理权力授予一些层级更低的政府部门。地方信息是理解经济体制效率以及生产应该集中还是放权的关键因素，国有企业距离较远的政府将控制权力下放给距离企业较近的政府是更为有效率的做法。地方信息是理解经济体制效率以及生产应该集中还是放权的关键因素，国有企业距离较远的政府将控制权力下放给距离企业较近的政府是更为有效率的做法。并不是说所有的国有企业都应该被权力下放，这涉及国有企业的外部性处置和分散权力与充分利用信息二者之间的平衡问题。

　　关键词：国企；改革；经济；信息

　　01理论假说

　　1哈耶克假说

　　对于利用地方信息的表述最早来自于哈耶克(1945)以及Aghion 和Tirole (1997)，他们的研究表明提高国有企业效率的一种措施就是充分利用地方信息。

　　当政府想要改善国有企业绩效时，政府倾向于将企业管理权限下放给拥有更多信息的地方政府。监督政府对当地信息的了解程度取决于国有企业和政府之间的距离。

　　当然，距离只是对信息不对称性的一种粗略的测量方法。考虑到距离，信息不对称的程度还取决于公开可获得的信息和通信成本。

　　因此，哈耶克假说指出，当政府关心国有企业绩效的提高时，国有企业与监督政府之间的物理距离越大，国有企业就越有可能放权。此外当国有企业有着更大的企业绩效异质性和更高的信息沟通交流成本时，距离于分权之间的正向关联效应就越大。

　　2战略制高点假说

　　由于许多国有企业具有战略意义并兼具着非盈利的性质，因此他非经济因素也影响了国有企业的权力下放决策。1922年，列宁提出国家应该控制战略“制高点”，即控制国民经济命脉，至此，许多政府都遵循了这一理念。

　　在中国，中央政府一直保持着牢牢控制影响国明经济命脉的关键行业。在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领域，直接控制这些国有企业以实现中央政府的目标就变得很重要了。

　　因此，战略制高点假说表明对于对政府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政府控制的企业，距离于分权之间的正向联系应该较弱。

　　3监管代理假说

　　当假设政府在国有企业分权以提高其业绩表现的过程中存在一些财政或者时内在激励的因素，那么还基于政府自利的角度提出其他猜想。

　　当国有企业与政府的距离较短时，直接控制国有企业获取租金可能性更大，所以距离越远的国企权力更有可能被下放。此外，当通信成本较高时，从更远的国有企业获取租金将更加困难。

　　4地方捕获假说

　　虽然下级政府对权力下放的游说不太可能成为权力下放背后的一个关键因素。因为地方政府通常被认为能够更好地与国有企业串谋以获得个人租金。现有的文献担心地方捕获效应。即较低级别政府可以通过游说权力下放。因此。地方捕获假说表明距离地方政府的距离越近，企业越有可能被游说权力下放。

　　总结以上的四种假说以及相关的检验途径都总结呈现在了TABLE 2 中。

　　02实证与结果

　　为了验证以上假说，本文使用了1998年至2007年的工业企业数据库。根据本文的研究，只保留国家持股比例超过30%的国有企业样本。样本筛选过程中删除了那些隶属于县级管辖的国有企业，因为这些企业处于监管底层，不能再被放权。

　　其次因为涉及两期滞后，所以剔除了没有三年连续数据的样本，此外还剔除了监管状态发生变化的样本，最终获得了17546家国有企业的样本。

　　研究中具体考虑了如下的回归模型以考察权力下放的影响因素。其中，Pr表示概率，Decen是一个权力下放虚拟变量，如果行业j的公司i在t年被政府k所分权则取1 ，反之取0。

　　distance表示公司i与政府所在城市的地理距离取对数，向量X是滞后的公司层面的特征变量包括公司规模、业绩等。向量Z衡量了滞后的地区层面的变量，包括人均GDP、失业率、国有企业占城市就业的比重等。

　　研究的实证结果如Table 3所示。

　　表中的(1)至(4)列分别展示了全样本国有企业、中央、省级、市级所属国有企业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在不同的情形下，距离都与分权呈显著的正向关系。

　　具体而言，对于全样本的回归，距离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分权的概率提升1.3个百分点。对于中央、省级、地市级的回归结果而言，距离每增加一个标准差(1.66、1.74、1.57)，分权概率分别增加0.78、0.64、0.71个百分点。此外，权力下放更有可能适用于规模较小、业绩表现不佳、不那么重要的企业。

　　在基准回归中主要聚焦与分权的影响，但是国有企业还有可能面临一些私有化和重组的选择。因此研究将样本量扩充至重组的企业和相应的年份，并使用多元的logit模型进行分析。

　　结果显示在表7的(6)、(7)列。统计结果表明距离对于分权仍然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重组的回归结果较小且统计上不显著。

　　此外文章还考虑了财政收入、财政自主权等遗漏变量问题，以及政府控股比例的差异等问题。在考虑这些因素后基本结果仍然稳健显著。

　　03集聚和内生性问题

　　在中国，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相互重叠。北京也是一个重要的聚集中心，一个省会城市通常是该省最大的城市。到监管政府的距离可以反映出到经济中心的距离。

　　为了验证集聚效应，对于央企，文章使用企业到上海的距离作为安慰剂距离进行估计。而对于非国企，安慰剂距离为辖区内最大非省会城市于企业之间的距离。

　　TABLE4的结果表明安慰剂的结果并不显著。然后研究继续剔除了省会城市的GDP超过第二大城市50%的样本，结果也呈现在TABLE4，结果表明距离-放权效应正向显著，而与集聚效应无关。

　　此外，虽然研究控制了一系列的可能影响结果的混淆因素，但是距离变量仍然可能是内生的，一些不那么重要或者利润较低的企业可能位于更加偏远的地区。

　　为此，研究使用了上个世纪60-70 年代的”三线建设”作为距离的工具变量。如果该企业是在”三线建设”时期或者是在三线建设地区成立的，则取值为1。

　　TABLE4的(3)和(4)列展示了2SLS的回归结果。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仍然表明距离与分权效应之间存在正向的显著关系。

　　04备择假设的检验

　　1通信成本与企业绩效异质性

　　研究使用了省级的人均公路里程作为通信成本的代理变量，将企业在年度行业单位的业绩分散程度作为企业异质性的代理变量。

　　回归的结果呈现在TABLE 5 的panel A中。交互项的结果表明，当道路里程密度越低，即通信成本越高时，距离对于分权的正向效应越发显著。

　　2战略制高点

　　为了检验战略制高点假说是否成立，研究定义了战略关键行业的虚拟变量，然后将虚拟变量与距离变量相乘，结果展示在panel B结果显示无论换做哪种衡量方式，在一些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行业，距离与权力下放之间的关系被弱化。这一点支持了前文分析中提出的战略制高点假说。

　　3寻租与捕获

　　为了进一步验证其余假说，研究还纳入了两个关于寻租的代理变量：分别是地方的腐败程度和企业层面的租金。分别使用了国有企业与监管政府之间的距离来验证监管代理假说，用国有企业和低一级政府之间的距离来验证本地捕获假说。

　　实证的结果展现在panel C，在第(1)列中结果表明监管政府与距离之间的关系呈正向显著，这与哈耶克以及代理成本假说相一致。而距离与低一级政府之间的关系呈负向显著，这与哈耶克以及本地捕获假说相一致;而其余列的交互项结果并不显著。

哈耶克经济学的国企改革实践

　　05总结

　　本文结合中国国有企业放权改革的实践，从哈耶克的视角论证了地方信息对于经济体制设计的重要性。

　　正如哈耶克所说：当社会面临急剧变革时，最终的决定权应该交由那些熟悉具体情况的人;而一定程度的分权是需要的。

　　因次本文的研究结果就表明，当面临着较大的信息不对称时，距离与国企分权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关联，而且当企业异质性和沟通交流成本越高时，距离-分权效应就越大。但是这种分权关系在战略性关键行业并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