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论文

税收政策对我国制造业创新激励的影响

时间：2022-12-20 18:12 所属分类：经济论文 点击次数：

　　摘要：本文主要运用面板模型对2009—2015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考察自2006年创新型国家战略思想提出以来，施行多项税收激励政策带来的创新驱动作用，通过研究显示：税收激励政策对企业创新存在正向激励作用。并且结合2018年下半年稳杠杆的经济大环境，建议依据产业特征调整我国税收政策的力度与范围，以提高税收激励政策效率，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创新型国家建设。

　　关键词：税收政策;技术创新;制造业发展

　　一、引言

　　2005年10月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我国首次明确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思想，并从2006年1月起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计划于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

　　为此国家有关部门连续出台多项税收激励政策，例如加快施行消费型增值税，进一步落实有关技术创新、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的税前抵扣政策等，先后投入了大量资金以及实施诸多扶持措施，用以促进企业创新。

　　在此激励下，科技研发实力和成果显而易见:我国研发人员“全时当量”由2006年的150.25万增加到2015年的375.88万，增幅达150%;研发投入经费支出由2006年的3003.1亿元增加到2015年的14169.88亿元，增幅达372%;专利申请受理数由2006年的573178项增加到2015年的2798500项，增幅达388%。

　　然而在这些增长的背后，创新型企业携款而逃、骗取出口退税等丑闻也频频进入公众视野，近十年来推行的税收激励政策对企业创新活动的驱动效果究竟如何?在去产能的大环境下，政府的税收激励政策是否也需要进行转型和调整呢?这些都需要深入探讨。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在税收激励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机理和效果分析上进行了诸多研究。在机理分析方面，有学者认为税收激励政策可以通过提高企业物质资本、增加企业人力资本以及强化关系资本这三条路径来增加创新投入[1]。

　　首先在提升物质资本路径方面，政府的税收优惠措施可以减少企业创新投入初期的资金占用情况，有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其次在增加人力资本路径方面，类似高科技人才的个人所得税优惠等引导政策可以间接改变科技人员的职业导向，促进科技人员的供给，使企业择优录取，进而增强企业人力资本。最后在关系资本路径方面，政府的政策导向可以大力推动人才流、信息流和知识流的大范围共享，强化企业的关系资本。在效果分析上大致可以分为促进派和抑制派[2]。

　　促进派强调税收激励政策的融资效应和成本效应有利于企业的创新;抑制派则认为挤出效应和资源配置扭曲会影响税收激励政策的激励效果，起到负面作用。促进派例如蒋建军和齐建国基于2007年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高新技术企业数据分析了税收优惠政策，并证实其有利于企业创新活动[3];张信东基于2011年793家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进行实证，得出税收优惠政策有利于企业创新[4]，但是这一结论存在地区和行业差异。抑制派例如Hyland和Beckett基于美国小企业数据得出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有挤出效应的事实[5]。

　　随着时间的推移，基于不同的考察期以及不同的考察地点，国内外关于政府税收激励政策对企业创新影响的结论并未统一，说明针对不同国家、不同行业、不同时间段得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因此有必要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在2018年上半年金融去杠杆的背景下，为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银行收紧信贷额度，这使得制造业融资难问题愈发明显，因此税收政策的调整或将成为改善途径之一。

　　本文创新性地从技术扩散角度进行理论推导，得出税收优惠有利于企业创新的推论，并综合运用静态、动态面板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本文第一部分从我国实行创新型国家的战略思想入手，结合国内外现有的税收激励政策对创新影响的理论机制等进行梳理;第二部分建立理论分析框架，得到税收优惠有利于企业创新的研究推论;第三、第四部分基于我国2009—2015年规模以上制造业数据综合运用静态、动态面板模型就其税收激励政策对企业创新的驱动效果进行实证分析;第五部分总结相关结论并结合现实情况给出适应于2018年下半年稳杠杆大环境下税收激励政策调整的相关建议以及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二、理论框架

　　在经济发展初级阶段，由于技术水平有限，企业通常进行粗放式生产，通过增加生产要素投入，形成规模效应来增加产出，但是当生产要素规模达到一定数量级后，便会出现边际收益递减的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红利、外资引进以及房地产开发等契机促使劳动、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密集使用，生产要素边际收益渐渐达到临界点并开始出现递减趋势，为应对这一变化，生产者进行创新以期技术水平的改进能够带来产出的跨越式增长。

　　我国为促进经济增长，不断出台税收激励政策以鼓励生产者进行技术创新，增加经济收益，这与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一致。本文接下来主要探讨税收激励政策对生产者创新活动的作用。假设企业使用劳动和土地两种要素进行生产，劳动力在经济空间内无成本的转移，即工资率不变。土地资源有限，厂商生产函数规模收益递减，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以提高利润，进而争夺土地使用权。

　　另外，由于存在技术扩散且技术扩散遵循一定的衰减率，厂商每期对比其接触到的最先进技术与自身技术，选择高技术进行生产。由于现实生活中税收激励政策有多种形式，可以分为递延所得税方面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直接对技术创新仪器设备免增值税以及对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给予优惠税率等多种方式，在多种形式中，流转税对企业当期决策的影响至关重要，为简化分析，本文只针对流转税的比例优惠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激励效果进行讨论研究。

　　三、模型、变量与数据

　　(一)模型的构建

　　为验证以上研究假设，本文参考白俊红的研究模型[7]建立拓展的柯布-道格拉斯知识生产函数，具体如下:y=A'KαitLβitTχite?i+ut+εit(7)y为企业的创新绩效产出，K为企业创新资本存量，T为流转税税收负担率，α、β、χ为相应变量的产出弹性，A'为参数，?i、ut、εit分别为不随时间变化的产业效应、不随产业变化的时间效应以及随产业和时间变化而变化的随机误差项。

　　为考察某因素通过影响解释变量进而影响被解释变量，通常将该因素与解释变量的交互项纳入模型进行检验，因此本文对上式两边取对数，且参考白俊红的研究[7]将税收激励政策与地方补助E以及各自与企业规模SIZ、企业盈利能力INC的交互项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构建回归方程如下:ln(yit)=φ+αlnKit+βlnLit+λlnTit+?1lnSIZit×lnTit+?2lnINCit×lnTit+χlnEit+?3lnSIZit×lnEit+?4lnINCit×lnEit+?i+ut+εit(8)其中，φ=lnA'为常数项。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企业创新活动产出y:创新活动中新方法、新工艺的知识产出通常被认为是创新活动产出的指标之一，本文参考徐欣和唐清泉选用发明专利、外观设计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三种类型在内的创新专利[8]以及张信东选用企业当年申请专利数指标[9]等表示的创新产出变量，使用各行业包括三种类型在内的专利申请数y来表示。

　　2.解释变量

　　税收负担率T:以企业流转税额占产值的比重表示为税收负担率，刻画企业的税收负担。尽管流转税部分可以转嫁，但是由于流转税的转移通常发生在产品流通过程中，企业存续对运营资金有较大的依赖，一旦产品生产过程中的资金占用量突破警戒线，将不利于企业发展，因此流转税率会直接影响企业的创新投入。企业税收负担越高，越不利于企业的创新活动。

　　3.控制变量

　　为了减少遗漏变量造成的估计偏差，本文选择如下指标来进行实证分析。

　　(1)创新资本存量K。

　　创新是一个长期、连续的过程，其产出不仅取决于本期的投入，还取决于过去几期的存量，因此此处的K为创新资本的存量，而非流量，用永续盘存法进行核算。当期的创新资本存量为滞后一期的资本支出现值与滞后一期的创新资本存量，公式如下:Kt=Et-1+(1-ρ)×Kt-1(9)Et-1为第t-1期的创新活动支出现值，ρ为创新资本存量的折旧率。因此创新资本存量取决于创新活动支出现值、创新资本存量的折旧率以及创新资本基期存量。

　　创新活动支出现值可以从创新活动支出的用途上来构建价格指数，本文根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的数据，采用创新活动支出中劳务费以及固定资产购置费的部分进行计算，设定1998—2013年间的创新活动支出价格指数为0.63×消费价格指数+0.37×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基于此价格指数，将创新活动支出的名义值折算为实际值。

　　而对于创新资本存量的折旧率，本文选择理论界认可的5%、10%、15%[10]中的15%，以体现创新活动更新换代快的特点。创新资本基期存量估计式则设定为:K0=E0g+ρ(10)K0为基期的创新活动资本存量;E0为基期实际创新活动支出;g为考察期内的创新活动支出的平均增长率，经计算为11%。

　　(2)企业劳动力数量L。

　　它表示为各行业科技活动人员数量。劳动力是创新的唯一源泉，所有的价值创造都离不开劳动力，劳动力数量与劳动力质量是衡量企业综合素质的重要指标，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仅以劳动力数量作为要素投入，并假定劳动力数量越多，创新成功的可能性越高。

　　(3)地方补助E。

　　鼓励企业创新，提高区域创新能力，地方政府通常会对某些行业的创新活动进行经费的补贴与支持。人们通常认为地方补助有利于企业创新。

　　(4)企业规模SIZ。近几年，为带动经济发展，我国税收激励政策对新兴产业加大扶持力度，本文用各行业总产值除以企业数这一指标来衡量企业平均规模以验证考察期内企业规模对税收激励政策的影响。

　　(5)主营业务收入INC。利润收入是行业盈利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政府为发展经济更倾向于将税收激励政策的资源投入高产出行业，因此，本文用各行业主营业务收入指标来衡量其盈利能力及分析其对创新的激励作用。

　　(三)关于数据的说明

　　本文的变量指标从历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以及《中国税务年鉴》中整理而得。由于《中国科技年鉴》中关于大中型工业企业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统计口径存在问题，以及现行公布的统计年鉴时点，本文考察的样本为2009—2015年36个行业，并且为避免伪回归对样本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分别采用各截面序列具有相同单位根过程的LLC检验以及具有不同单位根过程的PP检验，这两种检验方法证实除创新资本存量指标外的样本数据都是平稳的，而创新资本存量指标一阶差分后平稳。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静态分析根据上文的研究假设，我们进行实证分析。模型(1)为创新活动产出与创新资本存量增量以及劳动力数量的回归模型，而模型(2)和模型(3)分别加入了税收负担、地方补助及其与企业规模、企业盈利能力的交互项，模型(4)则是将税收负担与地方补助的影响同时加入模型以分析其激励效果。由Hausman检验结论得出4个模型均为固定效应模型，且4个模型的拟合优度较高，均能通过F检验，说明其整体拟合较优。

　　模型(1)中创新活动产出与创新资本存量增量呈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劳动力数量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劳动力的增加有利于企业创新活动的产出。

　　模型(2)中企业创新产出与创新资本存量增量不显著负相关，与劳动力数量显著正相关，与地方补助不显著负相关，并且企业的盈利能力与地方补助的交互作用也呈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企业规模与地方补助的交互效应显著负相关，说明在新的经济形势下，我国地方政府逐渐开始重视区域内中小企业的发展潜力与发展前景。

　　模型(3)中企业创新活动产出与创新资本存量增量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表示企业创新资本存量增量越高，企业创新活动产出就越低，说明创新资本存量增量也存在边际效益递减规律，当本期创新资本增加较少时，会激发企业的创新能力，当本期创新资本增加较多时，则引起企业创新能力的倒退。

　　该现象一方面是客观上生产要素具有边际效益递减的规律;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管理人员或企业自身的无效率以及低效率造成，进而存在一定的道德风险。该模型中企业创新产出与劳动力数量呈显著的正相关，与税收负担呈显著正相关，即税收负担越高，企业的创新产出越高。而企业规模与税收负担的交互项为不显著负相关，企业的盈利能力与税收负担则为显著的负相关。企业创新产出与税收负担呈显著正相关这一结论与现实逻辑存在一定的差距。

　　结合模型(4)的实证结果，在同时考虑税收负担与地方补助的影响下，企业创新产出与地方补助为不显著的正相关，与税收负担为显著的负相关。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是地方补助这一变量对其造成了影响。现实中各级政府出于多方面的考量，很少会对某一行业进行地方补贴和税收优惠双重的高度扶持，因此在部分地方补助扶持力度高、税收优惠力度偏弱的产业影响下，出现在未考虑地方补贴时，创新产出与税收负担呈正相关的逻辑漏洞，此时应该充分考虑对多种变量进行补充完善。

　　模型(4)中企业创新活动产出与创新资本存量增量不显著负相关，与劳动力数量显著正相关，与地方补助不显著正相关，与企业规模和地方补助的交互作用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盈利能力和地方补助的交互作用呈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该模型下企业创新产出与税收负担显著负相关，说明税收负担越低，企业创新活动产出越高，即政府的税收优惠对企业的创新绩效是有正面激励作用的，该结论与上文研究推论相一致。与此同时，企业规模和税收负担的交互项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以及企业盈利能力和税收负担的交互项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说明企业规模越大以及企业盈利能力越高越有利于降低企业税收负担，越能激励企业的创新活动。

　　五、结论性评述

　　本文基于2009—2015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综合运用面板模型分析我国近年来的税收激励政策对企业创新活动的驱动效果。在静态面板模型中，诸如研发支出加计扣除、加速折旧等税收优惠方面的措施可以降低成本，有利于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对企业的创新活动有显著影响。

　　因此，我国政府需要调整我国税收政策的力度与范围。在如今去产能、去杠杆的宏观背景下，政府需要帮助企业提高利润率以缓解投资下降过快的压力，同时应降低税收负担率，进行减税减费。2018年7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强调减税降费问题，提出在确保全年减轻市场主体税费负担1.1万亿元的基础上，将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高到75%的政策范围由科技型中小企业扩大至所有企业。对已确定的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增值税留抵退税返还的1130亿元在9月底前要基本完成。

　　与该思路保持一致，对于一般制造业，政府可以考虑对中小企业施行特别优惠，参照新能源产业对部分税种采取三年不征或三年减半等措施，进一步加大优惠力度;另外，我国制造业的主要税负来源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以及进出口税等[11]。

　　此次已调整研发支出加计扣除方面的税收优惠，对诸如加速折旧等方面的税收优惠可以进一步进行调整，精简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的程序批复流程，扩大加速折旧范围等;在进出口关税方面，虽然当前处于贸易战大环境下，对外贸易遭遇一定挫折，但出于战略上的考虑，还是需要鼓励制造业企业出口高技术产品、成套机械设备，提高出口退税率，增加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为鼓励制造业企业自主创新，政府应对研发设备及其零部件与原材料进行免税等措施。而在动态面板模型中，企业上期的创新活动产出对本期创新活动产出的影响不显著，考虑到政府与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政府需要加强监督，防范中小企业的税收套利行为。在供给侧改革下，以量取胜的时期已经过去，因此相关部门需要高质量、高效率的投入产出，以培育一个或多个优势产业来带动经济发展。创新也必须从粗放型向精准型转变，营造一个透明高效的创新环境，以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本文的研究主题具有一定理论指导意义，总结过去税收激励政策上的经验，为去杠杆环境下的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但本文仅从总量上就制造业全行业的税收激励政策对创新影响进行分析，未来还可以在制造业内部结构上进行细分以探索制造业内部不同产业特征的产业对税收激励政策的敏感性问题，以期更好地发挥税收激励政策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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