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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发达地区人口流动与发展策略

时间：2023-07-02 18:56 所属分类：经济论文 点击次数：

　　摘要：人口的发展会影响到社会、经济、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是社会不容忽视的问题。以欠发达地区广东省韶关市为研究对象，对人口迁移流动的影响因素和发展策略进行分析，对韶关市人口迁移流动因素进行了探讨，研究了韶关市未来人口发展布局、发展战略和发展思路，并提出了韶关市未来人口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为更好构建和谐韶关、更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欠发达地区;人口迁移;人口学;发展策略

　　我国实施改革开放发展战略以来，各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为了摆脱贫困，欠发达地区大量人口向发达地区迁移。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的需求层次分为生理、安全、社交需要、尊重及自我实现五个方面，由此可以得到，人的需求是从最基本的自身生理需求层次向自我实现需求层次发展的。随着人口向发达地区迁移流动，人口素质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提升。由于发达地区对外来人口发展多方面的约束或限制，使得人口迁移流动方向出现了回流态势。基于这一客观存在的现实状况，本文以韶关市为例，探讨欠发达地区人口迁移流动的影响和未来人口发展策略，从而助推新型城镇化和美丽农村建设。

　　一、影响韶关市人口迁移流动因素

　　(一)政策制度对人口流动的影响

　　1.户籍制度改革，各地城市给户籍松绑助推了人口流动

　　针对就业于或倾向就业于经济发达城市的工作主体来说，政策制度成为了这一群体的最大城市推力。在我国，政策制度推力体现在户籍制度推力以及由户籍制度析出的一系列相关推力构成。综观我国户籍制度的发展，传统户籍制度的设计是源于我国城乡二元体制的城乡分治，且用于严格控制人口流动，其本质是为了保护户籍地劳动力，限制人口流动就业。城市在制定政策制度时，基于传统户籍制度采用有别于城市当地居民的各种歧视性政策的双轨制办法，对非当地居民区别对待，厚此薄彼，形成事实上的“一城两制”、“一城两策”。比如，入住、就业、社会保障、子女入学、购房、汽车上牌、银行贷款等方面，就是人口流动的一个重大阻力。目前各地，特别是广东省为吸引人才、发展经济，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采取各种有效办法尽可能公平对待流动人口。比如，实行积分入户政策，流动人口暂住达一定年限可以与常住人口同待遇，以及其他一些申请入户限制条件的减少，都成为了人口流动一大推力。

　　户籍制度在城市捆绑了养老、医保、教育、就业、住房等利益;对于这些利益的考虑推动了人口向城市流动。而在农村捆绑着宅基地、承包地、林权、林业用地等利益的户籍制度产生的社会保险问题又阻碍着人们的流动步伐。

　　2.政府就业培训鼓励外出到经济发达地区就业

　　对于各地方政府来说，为了提高本地经济的有序发展，满足地方企业用工需求，出台了保护地方劳动力的相关政策措施，甚至有的政府为了切实增加当地居民的家庭收入，把组织和鼓励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上升到地方战略高度。与此同时，还设计了诸如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简化就业手续、多途径建立职业就业介绍场所等政务策略。政策有序供给大大促进了劳动力就业，在一定时间内，来自当地政府的推力作用得到了较大程度发挥。

　　(二)流动人口个体心理需求的影响

　　流动人口是社会人而不是经济人，除了对经济有需求外，对精神层面也有很大需求，特别是在今天温饱问题基本解决的前提下，人们的精神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超越了物质。人们流动到一个新地区，他们的生活圈子发生根本的变化，加上户籍制度带来的不平等待遇，使其面临着巨大的心理压力而又缺乏排解。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发达城市寻找工作，农民工进入经济发达城市时，呈现出的经济社会地位较为复杂。这时，外出农民工为了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以及与城市农民工群体其他个体的竞争，导致其在不断寻找更高社会地位过程中压力重重。当然，不可否认，农民工通过自身奋斗努力，经济收入有较大幅度增加，然而当与城市居民相比较时，农民工呈现出失落感、挫败感、距离感、不公平感和巨大的心理压力，在较大程度上给了较多农民工心理上的打击。长期的负面心理，导致农民工(流動人口)群体对城市现状、企业工作等事物的厌恶、消极、抵触情绪和逃避倾向，这种看似无形的心理压力严重阻碍了人口流动。然而，经济发达城市有着较好的工作环境、较多的工作机会、较高的工作收入;与此同时，经济发达城市可以提供较为平等的就业机会，只要主体自己努力工作，就很大几率成为城里人。这些改变对流动人口的心理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不仅为其个人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同时使其经济社会地位在输出地有极大的提升，成为输出地人们的榜样，成为推动人口流动的巨大推力。

　　二、韶关市未来人口发展布局

　　基于国内外发展环境及韶关市发展情况，韶关市人口流向的总趋势将围绕“一心五组团”的城市空间布局结构和人口空间分布模式。地处广东省北部的韶关市，其主城区由浈江小岛和武江西联两大经济区域组合而成，围绕主城区的曲江区中心，韶关市学院片区、白土工业园、茨姑塘五个经济组团依次扇形展开。韶关市主城区是包含行政服务中心、商贸购物中心、交通客运枢纽等功能的综合组团，主城区人口约80万人，建设用地77平方公里。近年来，新开发的芙蓉新城与老城区组合，构建形成新老双核集成的中心主城区，将芙蓉新城设置成为高铁交通枢纽融合行政服务中心，配套商贸中心的新城区。“芙蓉新城，卫星城镇”作为未来韶关市人口流向的两大主要目标区。

　　(一)芙蓉新城的人口流向目标区

　　韶关市规划新城区为芙蓉新城，位于韶关老城市区的西南位置，距离主城区约10公里。芙蓉新城规划面积约20平方公里，能够承载约25万人生活购物。芙蓉新城驻入有保利集团、恒大集团、碧桂园集团、保能集团、行政服务中心、市第一人民医院、市公安局等单位，形成集韶关市政治、经济、文化新中心于一体的新型城区。韶关市芙蓉新区是韶关城区扩容提质的主战场，依据新城“粤北中枢、旅游基地、城市核心、宜居家园”的总体规划定位，其发展策略定位为“江山环城、中心聚城、滨江兴城、社区营城、碧水串城、文化识城”六大空间发展策略。

　　芙蓉新城将形成“一心一带双轴双网三片”的空间结构。“一心”是指新城中心。借助高铁与滨水环境，集中安排商务、酒店、商业、大型文化设施，发挥集聚效应，打造新城现代服务中心，分担老城职能，提升城市功能品质。“一带”指滨江公共活动带。安排休闲、文化、酒店等公共服务功能，是完善开放空间、激发新城活力、展示韶关市特色的城市客厅，使城市生活回归滨江地区。“双轴”是指居住区服务设施轴。新城形成东西向和南北向两个服务设施轴，宽度为一个街坊，为新城内的居住社区提供便捷、均好的服务。“双网”是指水系与绿地景观网络。梳理现状水系，形成串联新城中心、居住区中心与开放空间，沟通外围自然空间的绿道系统，发挥生态、休憩功能，形成“网络+节点”的绿色开放空间系统。“三片”是指完整的居住区。围绕中心区，在新城中心的北部和东部安排居住组团，按“新城-居住区-小区”分级组织居住功能，根据规模提供良好的配套设施与环境，创建宜居社区。

　　芙蓉新城将形成三大居住社区——保利、恒大、碧桂园。这三大居住社区规划60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将可容纳人口18万，是芙蓉新城的主要人口。

　　(二)卫星城镇的人口流向目标区

　　广东省新型城镇化规划文件提出的“培育三大增长极-韶关都市区”。一方面，通过推进仁化、乳源、始兴三大卫星城建设，以强化交通、整合旅游产业链等措施，强化都市区对于乐昌、南雄等其他次中心的服务和带动作用;另一方面，以世界地质公园丹霞山为主体开发丹霞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基于优质禅宗文化的南华寺开发禅宗文化旅游区，基于南岭森林公园开发南岭生态旅游区，基于珠玑古巷开发珠玑历史文化旅游区等众多历史文化旅游的建设项目，形成旅游产业集聚效应，打造环丹霞山旅游产业园，培育发展综合性旅游产业园。

　　城镇化水平一般用城镇化率来表示，即城镇常住人口占常住总人口的比重。随着经济迅速发展，城镇建设步伐加快，韶关城镇化水平稳步提高。基于新型城镇化进程，未来韶关市将把部分农村人口向中心镇、中心村集中，让农民搬进楼房，将中心城镇建设成为卫星城镇。为此，需要大力推进各县区的地方经济和县域城镇化发展。作为卫星城的中心城镇建设，应该不断完善城区基础设施(道路、灯光、水利等)、公共服务设施(教育文化、医疗救助、商业金融等)和景观美化(公园、树木等)。卫星城镇及各区县要以特色资源(乐昌马蹄、始兴杨梅)与特色产业(新丰温泉、南雄化工、仁化旅游)开发为抓手，提高县区城镇产业竞争力，以吸引乡村人口回流;并适时与地区中心城区扩容提质相结合，逐渐形成“中心城市—卫星城—卫星城镇”三级城镇体系，一同促进新时代下韶关新型城镇化的有序稳定发展，以加快推进广东省北部地区具有生态特色的绿色城镇化的建设，最终实现乡村振兴。

　　三、韶关市未来人口发展政策

　　(一)区域合理分区

　　依据人口特征以及地区产业的特点，统筹规划韶关市各区县人口发展策略，将其分为人口限制区域、人口疏散区域、人口稳定区域和人口聚集区域等四类区域。

　　人口限制区域主要依据是以世界地质公园丹霞山为主体开发的丹霞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基于优质禅宗文化开发的南华寺开发禅宗文化旅游区，基于南岭森林公园开发的南岭生态旅游区，基于珠玑古巷开发的珠玑历史文化旅游区等区域，由于这类区域人口较为集中，其产业生态需要得到保护(地质公园、文化公园)，为此需要严格控制人口流动，并且有序地采取强制性人口退出机制。

　　人口疏散区域主要涉及武江区和浈江区，这两个区域人口相对集中，导致人民生活不便，尤其是出行较为困难，这时就要求这两个区域实施人口向其他区县疏散转移。

　　人口稳定区域主要涉及曲江区、仁化县、乳源县和始兴县，这四个区县人口数量基本稳定，但由于产业形态不一，为此可以实施适当调研区县人口城乡分布策略。

　　人口聚集区域涉及芙蓉新城、乐昌市、南雄市，这三个区市由于人口呈现较少态势，需要扩大县市环境容量，切实提高城乡基础设施水平，提升人口吸纳能力，为此这类区域应该实施迁入人口的策略。

　　(二)积极推进人口城镇化

　　在我国，城镇化作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农村人口流动与转移的重要推动载体，与农业现代化进程一樣，在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的角色十分重要。针对我国当前农村实际情况分析，如何改变当前乡村粗放经济方式，加快推进我国农业经济走集约型发展道路的进程，是摆在我国“三农”问题的一大重要命题。有较多学者认为，发展城市群经济，将城市群作为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可以将有限的资源在较大的范围、以较快速度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并且可以形成辐射作用，以带动城市群中各个城市内部经济发展。

　　众所周知，城镇化进程中离不开产业和人口，城镇化水平的高低代表着产业聚集程度和人口聚集程度，一般说来，城镇化水平高，产业聚集程度就高。因此，作为广东省北部的韶关市就需要针对各区县的产业状况，挖掘产业发展潜力，不断提高区县的产业竞争力，为人口聚集提供产业保障;而城镇化下的产业聚集程度越高，就为人口聚集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和环境，围绕产业不断完善产业外部环境，吸引农村人口向城镇有序转移，向产业聚集地转移;同时，还可以结合广东省产业结构转移战略，不断推动韶关市区县产业结构优化，最终实现产业和人口有机融合。

　　(三)重视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人口素质

　　正如上述提到新型城镇化的两个最为重要的因素在于产业和人口，当产业优化到一定程度时，人口素质就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力。各地方政府也充分认识到了人力资本在城镇化建设以及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限制性作用，为此出台了相应的教育技术培训措施，多方位、多层次对地方产业所需的职业技能进行培训。一方面提高了流动人口素质，另一方面为地方产业提供了技术人才。有较多学者认为，欠发达地区人口迁移流动时不应仅仅只关注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资，还需要关注农村女性以及劳动主体子女教育问题。为此，针对我国当前农村女性文化素质普遍偏低的现状，一方面，各地政府可以开设夜校以及职业技术学校，以提高农村女性的文化水平;另一方面，通过职业技术学校教育提高农村女性产业技术水平，以达到稳定家庭地位和经济社会地位。

　　各级政府应充分认识到各地教育培训状况及人口素质现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认识到发展教育培训的经济功能和投资价值，并将教育培训工作质量和效果作为考核指标，列入各级干部的目标责任制，保证农村地区尤其是经济落后地区农村人口素质的提高。

　　参考文献：

　　[1] 程名望，史清华，许洁.流动性转移与永久性迁移：影响因素及比较——基于上海市1446份农民工样本的实证分析[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4，(7)：63-71.

　　[2] 邓羽，刘盛和，蔡建明，等.中国省际人口空间格局演化的分析方法与实证[J].地理学报，2014，(10)：1473-1486.

　　[3] 崇维祥，杨书胜.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影响因素分析[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105-113.

　　[4] 王桂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迁移发展的几个特征[J].人口与经济，2004，(4)：1-8.

　　[5] 王桂新.中国省际人口迁移与东部地带的经济发展：1995—2000[J].人口研究，2005，(1)：19-28.

　　[6] 聂普焱，谢杰.广东省人口迁移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分析[J].现代管理科学，2012，(5)：65-66.

　　[7] 罗明忠.广东农民进城决策因素与群体特征分析[J].岭南学刊，2012，(1)：82-86.

　　[8] 王泽强.乡—城人口迁移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基于“年龄-迁移率”的定量分析[J].西部论坛，2011，(6)：27-33.

　　[9] 雷光和，傅崇辉，张玲华，等.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变化特点和影响因素——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J].西北人口，2013，(5)：1-8.

　　[10] 白先春，凌亢.提高人口统计数据质量的对策研究——以人口迁移统计为例[J].中国行政管理，2011，(12)：113-116.

　　[11] 胡雪萍，康远志.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与城市定居意愿分析[J].统计与决策，2021，37(19)：76-79.

　　[12] 孙林，田明.流动人口核心家庭的迁移模式分析——基于家庭生命周期的视角[J].人文地理，2020，35(5)：18-24，140.

　　[13] 吴晓华，张克克.家庭生命周期视角下中国城乡人口流动问题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19，(3)：5-13.

　　[14] 王建顺，林李月，朱宇，等.典型城镇化地区流动人口流动模式转变及其影响因素——以福建省为例[J].南方人口，2018，(6)：1-9.

　　[15] 何丹，陈小兵，邵宁宁.流动人口家庭迁移及家庭居留的影响因素[J].城市问题，2016，(12)：94-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