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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经济结构转型的必要性和发展趋势

时间：2022-04-18 21:00 所属分类：经济论文 点击次数：

　　本文从香港前几次的行业转型升级历程入手，指出了之前香港产业结构升级的特点，分析了在新兴金融科技背景下，香港再次进行经济转型的必要性及趋势，由此探究出香港由金融中心演变为金融科技中心需要进行区域间的经济协作、强化政府宏观调控、加强技术创新并引入新兴技术以及推动科技产业集群化的路径选择。

　　1改革开放以来香港产业发展的历程及特点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香港的行业发展历程由两个阶段组成。第一阶段以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得益于英国殖民统治的技术支持，香港拥有高端的制造业，包括纺织、玩具、塑料、电子制造业等，在20世纪80年代—21世纪初期，香港的大规模制造业向中国广东沿海等地区转移。香港得益于自由港的优势，成为中国内陆最大的外贸窗口，离岸贸易成为主流，香港的GDP在1994—1999年增速较快，1996年达到了十年间的顶峰，吸引了大量外资和外贸企业的入驻，香港的转口贸易开始向出口贸易转变。第二阶段是2006年至今，由于大型制造业工厂被相继转移出去，香港完成了由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的金融服务业的转型，第三产业迅速崛起，成为第二阶段的支柱产业，此后香港的GDP增速空前升高，于2018年达到3616.93亿美元。在中国内地与香港之间实行《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以来，香港开始逐渐成为外资与中国内地连接的纽带，以金融服务业为主，文化影视、物流等领域相继发展迅速，诸多香港企业分别到珠三角和长三角成立分公司，如图1所示。此后，由于自由的经济体制以及港交所的建立，香港成为中国内陆企业赴外上市的风向标，诸多内陆企业选择到香港进行IPO，带动了会计、审计、法律、咨询、保险等行业的迭代发展。金融支持、企业融资、全球金融服务等全球性高端金融服务业成为香港的主要产业;香港紧密地与内地经济保持联系，自由港机制为内陆出口提供的外贸机会和离岸外汇市场，促使香港作为亚洲贸易中枢的地位得到不断提高。从第二次经济转型中来看，香港的传统贸易行业有明显的下降，同期，旅游业和金融服务业的比重不断攀升。

　　2香港经济结构转型的必要性

　　改革开放以来，香港地区依靠金融服务业难以为地区发展注入活水，香港的产业转型成为迫切需要，其中的主要原因包括以下几点。一是经济结构的不合理性，高度发达的金融服务业背后实质是实体经济的丧失。由于20世纪转移了大量制造业，技术产业无法迭代更新，大中型企业多数集中在能够实现价值复利递增的金融服务业，彼时香港的制造业产出占比只占到GDP的5%以下，超过70%的GDP由服务业组成。在产业发展空间上，得益于珠三角地区低廉的劳动力，香港为其金融业发展成本降至最低，但也丧失了产业转型的机会。21世纪香港产业空心化造成了金融服务业缺乏实体经济的支持，是目前香港经济停滞和社会内卷化的起源。这一观点解释了香港缺乏产业升级的机会，仅依靠金融服务业和内外贸易行业的纽带难以支撑起高速的经济发展。虽然香港的第三产业已达到世界顶尖标准，但第三产业的内部结构与社会良性发展相悖，实体产业萎缩以及新兴行业难以打破产业结构壁垒，造成了目前香港高端服务业内循环的矛盾，形成社会贫富分化，最终将成为和引发社会矛盾的导火索。二是金融服务业发展动能不足，香港的服务业没有与本地实体产业相结合。高增值服务行业成为香港的主要经济活动，即使这一类产业结构的组成也与纽约和伦敦的主要行业相同，但迄今为止，香港金融服务业仍然由企业IPO、金融支持、财险规划、信托、券商、咨询等传统金融行业构成，此类企业运作离不开拥有高知识素养的雇员，并且在工作中还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人力资本。香港目前的服务业集中在旅游、地产、贸易、金融四个领域，传统金融业的风险投资成为行业短板，与深圳证券交易所推崇的创业板认可度差距极大;再加上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力度小，没有与内地城市进行产业间的联结，形成优势互补，成为香港被边缘化的开端。三是香港的金融科技含量低，在IT与金融高度结合的时代下，香港的产业结构空心化带来了金融科技支持力度小。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香港制造业难以向高端技术领域延展，无法顺应国际发展的潮流，造成了香港与中国内陆经济发展的脱节，无法开展一些技术合作和科技探索。根据波特的经济竞争力理论，香港的发展已经进入到创新驱动发展阶段，用科技创新结合传统行业成为企业价值迭代的关键。新兴技术能够提升企业创造高附加值的空间，但香港产业与金融科技的联动性还处于初试阶段，香港的科技研发力度对比深圳和新加坡相对薄弱，高端服务业难以在新型国际市场中享受互联网的发展红利。相比较而言，深圳与新加坡对于服务业与金融科技的结合度较高，金融科技从效率、产能、产业孵化等多方面为其产业升级带来了良性发展互补。

　　3香港产业升级的趋势分析

　　由于香港实体经济空心化，香港的服务业发展势能不足，香港知识密集型的金融服务业和消费性第三产业将具有高端科技化与实业结合的趋向，推进地区的发展。一是目前世界上传统服务业与金融科技的结合度还相对较低，香港由于制造业大量迁徙，造成了产业空心化。虽然开发金融科技的能力较弱，但香港的自由经济体制能够为引入新兴技术“铺砖引路”，并且在信息技术普及率、城市基建、计算机普及率等方面十分领先，这些优势都有助于引进金融科技并与其传统产业进行结合，成为香港经济腹地的产业升级引擎，加强地区与国际间的科技合作，推动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向金融科技中心的地位转变。二是在Fintech(金融科技)背景下，能够实现区块链技术、数字化风控、大数据演算、人工智能分析、金融RPA运营等高度节省人力的发展模式。金融科技将高度结合“存款业务”“贷款业务”“汇款业务”，减少金融行业的违规操作行为，对证券交易、会计师事务所、银行、券商，这类相对独立的机构进行穿透式联防监控，进行强有力的合规监管。香港未来的发展会更加具备成为人工智能场景化，当金融企业与金融RPA的密切结合时，能够加快金融行业的财务共享、数据收集、投资研究、风险控制自动化趋势。三是香港传统金融服务业的转型趋势主要将以分布式金融体系为最终形态。金融服务业升级关键在基于区块链技术为核心的金融科技网络，区块链技术对于相对独立的金融机构能提供安全的分布式数据管理，增强用户与公司之间的私密性保障，从整体层面解决风控难点。分布式金融结构能够实现金融数字化、资产合约点对点服务，将会具有“低人力成本、高效、便捷”的特点。对于金融服务业来说，无疑是一场增加企业高附加值、降低运营成本的盛宴，金融中心向金融科技中心演变的趋势也日益显著。

　　4香港向金融科技中心演变的路径选择

　　推动香港由国际金融中心向金融科技中心的演变是当前香港地区发展的重要战略部署，在2020年新冠疫情影响下的经济形势空前严峻，国际间的贸易摩擦加剧，香港面临的各种机遇和挑战也错综复杂，但向金融科技中心转型的趋势迫在眉睫，演变的路径选择尤为关键。首先，全力进行香港与内陆区域间的联动合作与互赢。由于逆全球化的趋势，香港与世界各国的金融支持服务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处于相对闭塞的状态，致使金融服务业的量化萎缩。新冠疫情后的经济复苏应当从初端供应链入手，避免稀缺资源的重复使用和浪费，响应新时代下对于经贸、物流的产业需求。除金融服务业外，旅游、物流、贸易行业占GDP比重较大，以出口导向为主的经济体制需要实体经济支撑。香港能够通过加强与内陆的经济合作，为其离岸贸易出口提供货源，稳固与内陆联结的沿海型贸易出口关系，将主要支柱产业与全球产业升级趋势相契合，推行服务智能科技化与产业生态化相结合，不能单纯依靠产业转移，而是与内陆进行协同发展，发挥香港的地理位置优势，与珠三角乃至整个中国内陆高速发展实体产业间建立合作共赢战略。其次，香港政府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发挥指导性作用。香港在第三产业内部矛盾的基础上，催化出居民收入贫富差距过大的现象，运用政策调控参与到宏观经济的建设中，以税收调控来塑造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增加劳动收入的占比，以落实民众的根本利益为主要切入点，不断缩小收入差距，在住房、医疗、教育等民生问题上，政府需要完善就业者的社会福利体系，增强MPF的收益效益，主动为困难企业减免租金，提供融资分担、技能培训、税收返回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协助企业在疫情后的经济复苏下共渡难关。在奉行市场经济自由体制的基础上，对中国内陆和海外进行投资，开拓空间经济的增长市场范畴，发展世界性的本地独资公司，善用高端资源和商业的协同发展，为整个自由的经济市场提供强有力的引导，不断巩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再次，要坚持技术研发创新与人才引进。人才在技术研发创新上拥有不可逾越的作用，香港需要完善具有全球化视野的人才培养机制，不断完善吸引优秀留学生，带动知识型经济的蓬勃发展。将财政投入集中到鼓励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上来，促进企业的科技创新、技术标准与行业协会、政府机构等多个部门进行协作。香港迫切需要发展新兴产业来优化产业结构，需要加大对高校新型科研人员的鼓励，以及对新兴产业的财政拨款，学习引进全球最新技术和产品，为本地驻扎的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并需要根据全球市场需求，制定配套的战略规划和法律体系，针对产业结构转型将整体发展道路向新兴产业演变，把握全球经济的供求关系，加大对未来空缺市场的产品研发投入，对资源和生产要素使用进行充分配置。最后，以科技产业集群形式塑造金融科技中心，将世界金融科技中心的战略引入并辐射到地区发展中来。从金融科技发展的角度来看，金融RPA从最初的财务自动化方向，突破金融RPA的自身市场的瓶颈，在未来实现AI与金融业务的渗透，实现AI风控、智能分析、决策模拟等多场景的技能释放，极大地降低人力资本的错误率和极差。金融科技还能够为香港的物流、旅游、服务业提供更加智能的行业标准，以形成各行业之间互动合作。推进香港地区经济由第三产业带动转变成为依靠科技进步、管理创新为主，以资本支持为主要手段，可以积极向高端制造业进行投资，并引入先进的金融科技技术，积极将Fintech的相关概念性和实际性产品与体系同香港的金融服务业相结合应用，搭上“一带一路”的政策建设，抓住粤港澳大湾区之间的联系，拓宽金融科技产业园孵化的经济腹地。

　　参考文献

　　[1]贾善铭,位晓琳.香港经济转型路径研究——基于空间经济学的视角[J].港澳研究,2018(03):25-34+94.

　　[2]万卫东.新加坡经济结构转型的特点及对中国的启示[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5):1-6.

　　[3]陈少兵.香港产业转型升级的特点与反思[J].广东社会科学,2017(06):90-96+250.

　　[4]破晓.中国金融科技行业研究报告2019年[A].艾瑞咨询系列研究报告(2019年第10期)[C].2019:348-412.

　　[5]毛艳华,荣健欣,钟世川.“一带一路”与香港经济第三次转型[J].港澳研究,2016(03):50-63+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