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1-11-30 16:16 所属分类:经济论文 点击次数:
摘要:全球化现象从出现至今经历了两次涨落,本文记述了两次涨落的历史现象同时阐述了其原因,并且对反对全球化的两种不同逻辑做了说明,包括早期民族国家对不公平的国际分工格局反对和当代发达国家企图继续向后发国家索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在自由贸易的背景下,由于后发国家经济的发展,和技术进步,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产生影响,低端产业的进步会冲击发达国家部分产业,而高端产业的发展会对发达国家产生更大的冲击,可能导致产业链的逆转,保护主义是符合现实逻辑的。特朗普的政策就从税收、产业、财政等多方面表现出了明显的保护主义色彩,也是美国国内诸多矛盾的表现。为了应对特朗普政策带来的冲击,中国要找到中美之间的冲突所在,在应对和化解矛盾的同时,还要提高自身实力,力求成为全球治理体系重要的提供者,构建更公平的贸易格局。
关键词:全球化 逆全球化 特朗普政策 贸易摩擦
一、引言
长期以来,全球化是经济贸易领域的热门话题,随着通信技术、运输工具的发展,跨地区的交易成本不断下降,由于资本的逐利性,很多产业出现了越来越细的国际分工,从人力资本低的地区获得劳动力,在资源密集的地区获得材料,在人才聚集的地方发展技术。这些逻辑看似合理,但实际上在动态发展的现实中并不总是正确。纵观历史,反对全球化的声音从未停歇,反对者的身份也时常发生改变,有发展中国家也不乏发达国家,究其本质都是因为在所谓的全球化中利益受损。
2016年6月24日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出炉,超半数人支持脱欧,次日英国首相保守党领袖戴维.卡梅伦宣布辞职。同年11月8日美国大选结果揭晓,民粹代表人物共和党人特朗普粉墨登场,并当即宣布退出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之后的一些列政策也表明了其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从这两起黑天鹅事件看,现阶段逆全球化的推动力量主要来自传统发达国家,并且这些抵触自由贸易的情绪已经从理论思潮登堂入室,持保护主义的政客们也从边缘走向政治舞台的中心,这些国家借助其自身的强大实力对国际经济环境施加了巨大影响。
特朗普的胜出是凭借微弱优势,上任后的政策也引起了大量的国际关注,如大手笔的减税、大规模的基建投资、对贸易盟友征税、与中国反反复复的贸易摩擦和针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制裁。面对特朗普的政策,我们有很多疑惑。为什么财阀出生的特朗普会成为民粹的代表为工人阶级代言?其贸易政策为什么反反复复,时而将武器指向盟友,时而对战略对手挥舞制裁大棒?这些矛盾看似不符常理,但可以从全球化的历史演变以及美国国内权利集团间的博弈中找到一些解释。
二、文献综述
与本文关系较为密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五几个方面。包括对全球化逆全球化的历史;支持和反对全球化的动机;特朗普贸易政策的动机;贸易摩擦对中国和对美国宏观经济的影响的研究。
首先,对于全球化的研究,部分学者着眼经济根源,从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的角度做了分析(汪毅霖2019)并解析了不同时期逆全球化的原因。其次,对于特朗普贸易政策的研究主要包括政策动机解读,以及特朗普政策主导的贸易摩擦对中国和美国经济的影响,其中有具体包括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张郡如 张宁珊2019);对两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于换军 毛日昇2019);以及通过实证分析的对中美价值链重构的影响(周玲玲 张洛渝2019)和中美贸易摩擦对中长期两国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郭晴 2018),并对未来两国各种贸易摩擦情景下的经济指标变化做了预测。最后,针对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动机,也有学者提出了更现实的解释——弥补联邦财政赤字(翟东升)
总体来说,对于特朗普的政策研究着重于税改和贸易摩擦,从不同角度给出了特朗普政策的原因,包括短期的平衡国际收支、解决国内制造业缺位解决国内失业问题、限制别国技术发展维持自身产业优势、维持美国霸权等。但不足之处在于,从经济全球化涨落周期的背景分析特朗普政策问题的研究较少,现有的全球化研究没有对为什么只有部分国家能实现向高端产业升级做出解释。在研究美国贸易政策时,过分关注了在位者的利益诉求,而忽视了美国其他利益集团在政策产生和推行过程中的影响。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也是一个多党执政的国家,以硅谷为代表的产业资本大国,同时也是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资本大国。选举制使代表各种利益集团的个体有成为执政者的可能,国会的分权又限制了总统的权利,使其提出的政策必须权衡各方利益。美国不是一个人的美国,不是一个集团的美国,因此美国的政策也是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从时政新闻看,特朗普一直深陷通俄门,面临被弹劾的风险,背后民主党虎视眈眈。此外,美国贫富差距也在不断加大,同一阶层不同产业间的利益诉求也不尽相同,美国社会是一个撕裂的社会,所以,在研究美国贸易政策时,也需要透过美国对外政策的表象从更深的视角发觉美国社会内部的权力碰撞和利益交换的暗流涌动。
三、全球化浪潮的两起两落
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现象。主要表现为跨国商品和服务贸易以及资本流动的规模和形式增加导致各国相互依赖性增强的过程。很多研究主要把全球化的研究地位于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后。实际上,经济史中对全球化的起点定的更早,从19世纪后半叶随着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扩张开始算起。因此,从经济史来看,直至今日,全球化的进程出现了两涨两落。
第一次全球化的繁荣,发生在19世纪后叶,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追求廉价的工业原料、廉价的劳动力以及开拓国外市场,用枪炮打开了落后国家的国门,其中就包括但是以清政府代表的中国。从经济角度看,这一时期全球化的出现顺应了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需要,两次工业革命为资本主义国家积累了大量财富,为了获取更多的市场和资源是这些国家开始向外输出资本的动机,新的交通运输技术的出现和升级降低了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为“自由”贸易的繁荣奠定了基础。作为这一时期推动全球化的代表力量,英国在各大洲开辟了广阔的殖民地,号称“日不落帝国”。从地理分布上看,在这次的全球化的影响下,许多之前处于孤立状态的地区被动的卷入了自由贸易的浪潮,如美洲贸易的兴起,大帝国对非洲大陆的瓜分,对大洋洲大陆的开发,以及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地区的殖民掠夺。其中不乏辛酸坎坷的民族史,这些古老的民族国家以极大的代价走出封闭,接触到新的经济贸易模式。“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
虽然与20世纪后期的全球化相比,第一次的全球化扩张的程度较浅,并没有特别细化的产业分工,但与之前的历史相比,19世纪自由贸易的影响是空前的,它使全球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在经济上联结起来,商品在各地区间快速转换,金融行业也空前发展,市场紧密相连,一个地区商品生产的变化可能使其他地区市场同样发生波动,而这也为此次全球化的第一次停摆买下了隐患。1914年的一战爆发标志着第一次全球化进程的中止,欧洲是一战的主战场,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里,欧洲国家内部的经济往来十分频繁,经济融合程度高,但由于后起国家如德国和奥匈帝国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如英法在海外殖民地问题上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最终演变为战争。与此同时,敌对国家纷纷筑起贸易壁垒,而且这些壁垒并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而完全消除,相反,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生性矛盾,许多国家出现了生产过剩危机,并最终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在危机背景下,贸易壁垒被进一步强化。美国推出《斯特姆-霍利关税法》,英法等欧洲国家也推出针对美国的报复性关税措施,全球化进一步陷入停滞。各国为了应对危机采取了各种措施,但从经济实质上看,成功走出危机的国家都使用了相似的手段——国有资本对市场进行干预。在美国表现为罗斯福新政,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纳粹)以及日本的军国主义。这几股力量在二战中发生冲撞,并最终形成了战后美苏两所超级大国对峙的新格局。二战的结束标志着第一次全球化停滞的终结,一方面逆全球化的法西斯国家被击溃,另一方面,过剩的产能在战争中被消耗,战后建设把国际经济推入新的增长期。为新一轮的全球化提供条件和动力。
二战后世界局势以及发生显著变化,能称得上超级大国的只剩美国和苏联。虽然美苏处于意识形态上的对峙状态,国际社会被划分为东西两大阵营,但经贸联系并未完全切断,且各阵营内部的经贸联系也愈发密切。从西方视角看,战后美国对日本实施了大量的经济援助,同时在欧洲推行马歇尔计划,增加了对欧洲的经济影响,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包括外汇、资本、贸易自由化的多边经济制度日益完善,区域经济一体化也在逐步推进。社会主义国家阵营里,苏联对东欧和中国也实施了经济援助,在社会主义国家间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也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经贸合作的发展。值得一提的是,在朝鲜战争和美苏冷战的地缘政治背景下,苏联向中国输送了包括能源工业、军事工业等在内的众多产业链,这种成规模的产业转移在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虽然,之后因中苏关系的恶化,停止了援助。但这些产业基础为之后民族工业的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也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不同于其他后期国家后期能实现产业升级。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铁幕消失,全球化的障碍进一步被消除,国际经贸环境进一步优化,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又进一步降低了交易成本,各国间的联系又进一步加深。
全球化进入二十一世纪,逆全球化的论调从未停止,即包括一些在全球化过程中无法完成资本积累而无法实现产业升级陷入资源陷阱的发展中国家,也包括自身产业受全球化冲击的发达国家,美国是典型代表。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并演变为波及全世界的金融危机,全球化第二次面临停摆。但本次逆全球化的本质与之前不同,世界多极化趋势已经十分明显,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全球化的进程中面临大量的产业转移,实际上这是市场的趋势,资本必然流向边际收益高的地区和行业,劳动密集型产业自然向人力资本低的国家转移,市场筛选下来的是资本密集劳动力需求较低的高科技产业和金融服务业,经济脱实向虚,产业出现空心化,失业率上升,在产业资本方面,美国已经无力继续占据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因伴随虚拟经济发展的马太效应国内贫富差距加大,阶级固化严重,中下收入阶层积怨已久,民粹主义势力壮大,在低迷的经济环境下,移民问题,失业问题、利益分配不公等在经济繁荣时被掩盖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并最终把“工农阶级的代言人”特朗普抬进了白宫。此时的美国自感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受损,已经不愿再承担全球治理的成本和责任,妄图重构国际经济秩序,继续获取损人利己的贸易收益。
四、逆全球化的矛盾根源
自由贸易是全球化的重要形式之一,同样贸易壁垒也是逆全球化的重要表现,早在18世纪亚当斯密就在《国富论》中提出劳动分工对促进经济的积极作用,对于贸易,李嘉图提出相对优势理论,为发达地区和发展中地区的贸易交换提供了理论基础,其后赫克歇尔和俄林在资源禀赋方面做出补充,萨缪尔森又进一步把要素价格纳入比较优势模型的框架。
如果按教科书中的理论看待贸易,应该不会出现贸易壁垒,因为不论贸易双方的实力如何,两国都能从中获得利益,弱国可以从贸易中获得资本积累而逐渐完成产业的优化,任何对自由贸易的干涉只会带来市场扭曲,而减少收益。但事实并非如此,自由贸易的推行一直存在阻力,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现实世界并非只有经济活动,地缘政治、战争、意识形态等因素对经济贸易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另一方面,自由贸易的前提在理论与现实并不一致。贸易双方并不都是自愿加入贸易,弱国往往是在强国的压迫下被动加入世界市场,强国掌握着国际市场商品的垄断定价权,而弱国只是被动的价格接受着,贸易条件恶化,在这种扭曲的贸易关系中,弱国通过出售资源、农产品只能获得很少的净收益,而处于被剥削的地位,这种强弱不对等的贸易关系常见于第一次全球化的浪潮中。如果没有革命,后发的弱国就无法打破这种不合理的国际分工,无法通过贸易摆脱贫困,因此,这些后发的发展中国家是这一时期的全球化反对者。马克思也对资产阶级的这种欺凌行为作出过批判;“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
当今世界逆全球化的代表主要是发达国家,其原因与发展中国家不同。发展中国家是为了反对贸易的不平等地位而反对全球化,而发达国家则是为了限制和断绝后发国家在产业链上的上升渠道,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蚕食了发达国家在工业品贸易中的收益。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国家间除了存在工业品农业品资源能源的交换,同一产业的国际分工同样存在,发达国家一般处于制造业产业链的上游而发展中国家处在下游,例如每台苹果手机的背面都印有“加州设计,中国装配”,这是市场决定的结果,因为各国的比较优势不同(发达国家有技术优势,其多生产高端产品付出的机会成本低,发展中国家有劳动力优势,生产低端产品更合算),两国通过自由贸易各取所长都能获利。
但我们还要考虑到动态变化——技术进步。这种技术进步又可以进一步分为两种情况——低端产业的技术进步和高端产业的技术进步。
在某些贸易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在低端产业中实现了技术进步,单位产品的投入所需从5降低为4,若投入不变则总产量从80变为100,在贸易过程中发达国家的买家成为直接受益者因为在其产量不变的情况下单位产品交换所得上升,当然由于市场对产品的需求弹性,发展中国家同样也会受益。这种收益有些通过价格变化使购买者受惠,部分是进出口行业受惠,但我们考虑到现实中,不仅有人受惠也有人受损,发达国家内部不仅仅存在高端产业,也有一定的低端产业,在均衡状态下,这些产业凭借高端产业溢出的资金、市场、资源、税收优惠等优势保存了下来,并在维持工人较高工资的基础上有参与市场竞争的可能。但发展中国家低端产业的技术的进步打破了这种平衡,挤压了他们的生存空间,为了避免较高的边际成本,放弃或者转移这些产业是理性的,于是在发达国家出现了低端劳动力失业,工厂倒闭的现象,而市场并不会自发的把从贸易中的收益转化为对这些行业的弥补,如果国家未在利益分配上做足够工作,危机就难以避免。在现实中也可以找到这样的案例,如中国服装行业发展对美国的影响以及美国自身也有许多向墨西哥转移的产业。而因产业转移从低端生产线上释放出来的大量失业人群曾经对美国社会造成巨大影响,即使通过技术培训被其他产业吸纳,由于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关系,这部分再就业的劳动力收入待遇也远不比曾经。由此,为什么这些年民粹主义崛起,抱怨社会不公的声音越来越大就不难理解了。
现实中,发展中国家低端产业的技术进步已经给发达国家带来了相当大的冲击,发达国家也曾以反倾销反补贴之名手段打压后起国家的产业,如特朗普上台前后中美在许多行业的有过贸易摩擦。但其实另一种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高端产业的技术进步是对发达国家的真正威胁。在比较优势的理论模型中,当技术进步到一定程度(低于发达国家)时产业会发生逆转。
当发展中国家生产高端产品的单位投入需求下降到2.5时,此时发达国家虽然还是具有绝对优势,但发展中国家生产高端产品的机会成本已经下降到1/2与发达国家相等,技术继续进步,其机会成本就会低于发达国家,产业在两者之间发生逆转。现实中也存在一些案例,如美国的汽车行业受日本技术冲击,曾经坐拥通用、福特、克莱斯勒汽车行业三巨头总部的底特律成为美国史上最大的破产城市。美日就曾因汽车贸易问题产生过经济摩擦。反观今天中美的贸易摩擦也不能排除这些原因,虽然许多方面中国技术与美国存在距离,但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以及让美国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压力。这也解释了美国为什么对中国制造2025如此敏感:美国为了保持自身在国际贸易中的优势地位,借保护主义之手遏制后起国际的技术发展。而中国则希望通过自由贸易帮助自身的技术进步,在此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
五、特朗普贸易政策内容
特朗普上台后的一系列政策表现出了明显的保护主义特点,从其竞选口号“让美国在此伟大”就能看出他希望把美国重塑成产业资本大国。单从经济角度看,特朗普的政策至少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一)税改政策
2017年12月通过的特朗普税改政策,是一项核心政绩,初始计划是10年减税十万亿,但因计划太过激进,后经共和党协调改为十年减税五万亿分两期实施。内容包括将企业税从之前的35%降为现在的21%废除了最低替代税制度的,此外实施属地征税制度,针对在外企业汇回利润时征收一次性优惠税10%,个人方面,提高扣除额标准,最高边际税率从39.9%降为37%同时废除奥巴马医改中对强制缴纳医疗保险的条款,并计划废除遗产税。这些政策目的一方面在于降低国内企业成本,维持本国产业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在国内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吸引国际资本投资美国,为其产业政策的实施奠定基础。
(二)产业政策
特朗普产业的主要围绕“制造业回流”,承接其在税收政策的特点。具体如终止实施《公司离岸法》,废除对制造业就业造成损害的监管,引导海外制造业就业机会回流美国。同时还计划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利用两千亿美元的联邦资金,撬动1.5亿的地方政府投资和社会投资,用于机场、公路、铁路、以及水利等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建设和修理。具体计划包括1000亿美元将用于建立奖励计划,以激励州政府、地方政府和私营资本加大对基建项目投资;500亿美元将用于支持农村地区重建并改造交通运输、水电、宽带等基建项目;500亿美元将用于奖励变革性基建项目、扩充现有基建融资项目和融资周转基金等。特朗普产业政策的目的也对应了他的竞选口号,重振美国实体经济。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特朗普的税收改革和产业政策都属于特朗普政府的财政支出,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政府赤字。所以另一方面,特朗普必须应用一定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平衡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从特朗普上任起就可以看到美国不断地退出国际组织、催促盟友缴纳会费,这些举措都与特朗普政府面临的财政问题息息相关,其不断退出多边组织的根本原因是特朗普认为美国在现有的国际组织中支出多于成本,相比于美国国际影响力带来的虚无缥缈的隐形收益,特朗普更在乎的是可见的收支平衡,美相比为国际社会提供免费的公共产品,特朗普更愿意投资本国建设,所以财政上表现出对外紧缩,对内扩张的趋势。
仅仅靠削减对外开支并不能完全弥补政府赤字,特朗普政府还需要宽松的利率维持国债支出水平,但美国央行具有一定的独立性,鲍威尔掌管的美联储并没有完全顺应特朗普的意图,反而加息增加了特朗普政府的财政压力。为了满足平衡需求,特朗普只能求助于贸易政策。
(四)贸易政策
特朗普的贸易政策一开始并非针对中国,早在2018年3月13日,特朗普提出十五天后对美国进口的钢征收25%的关税,对铝征收税10%在这种“无差别”对待中,受伤害最大的是日本、澳大利亚等美国盟友的利益。其后又把矛头指向中国,3月22日提出对进口中国的500亿商品加征25%的关税并呼吁盟友抵制中国企业。6月15日,美国又列出的征税清单涉及包括制造、化工、农业、渔业在内的五百多项商品。从美国方面看,这种针对进口商品的税收政策实际上是剥削了普通收入家庭的利益,因为进口商品尤其是中国进口品主要出于供应链下游,而普通收入人群是进口商品的主要消费者。但这项税收政策同时被冠以保护国家经济安全,特朗普以为美国创造就业、抵御“外国经济侵略”为由将政策与中下阶级利益绑在一起,从理性看,美国普通群众并不会因此获利多少,但群众往往是非理性的,有了这样一个借口,相比于边境调节税,特朗普此次政策面临的舆论阻力要小得多。
六、特朗普政策反应的深层次矛盾
关于特朗普政策背后的动机存在许多不同的说法,有学者通过对其政策实施的跟踪研究,把贸易赤字与财政赤字关联起来,推断特朗普是借弥补贸易赤字为名弥补联邦政府赤字。财务上限规定、Paygo条款都限制了特朗普透支政府资金的可能,如果特朗普想继续推行他的税收政策和产业政策,必须为其资金寻求来源,在这种背景下,征收关税能为联邦政府带来一定收入,从针对盟友到针对中国,美国以“不平等贸易掠夺美国财富与就业”向“自由贸易”宣战。
这种对于特朗普贸易政策直接动机的解释有一定道理,但他的政策从推出到实行至少还说明其迎合了美国国内一些集团的利益。正如上文分析的,特朗普的当选及其一些列激进保护主义政策的背景是美国实体产业的空虚、民粹情绪的积累等。
美国在贸易问题针对中国,在技术问题上制裁中国也反应了中美之间的一些结构性矛盾,比如,实体经济层面,中国的产业资本已经远远超过美国,美国的实体经济占总产出比不到20%,而中国长期维持在40%以上,美国欲复兴制造业,吸引资金回流美国投资实体经济,必然导致部分原本投资于中国的产业资本流失,保护性关税也会在这一环节上起到煽风点火的作用。金融资本层面,中国正在推行的人民币国际化也挤压美元的流通空间,长期来看中国金融资本的发展会削弱美国以高政府负债、高虚拟经济、高军费开支外代价建立的国际影响力,虽然美国逃避在国际治理中的责任和成本,特朗普的诸多政策也表现出所谓“逆全球化”的趋势,但实际上美国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走向孤立,而是要改变现行的越来越不利于美国的国际贸易格局,继续推行为美国牟取“剥削弱国补贴强国”利益的不公平的经济格局。技术层面上,新兴经济体中发生的两种技术进步都一定程度上冲击了美国产业,尤其是在高科技产业上的发展,使美国在高端产业链上所处的地位发生动摇。社会层面,次贷危机后十年,奥巴马政府的救市资金没有流向高劳动力需求的实体产业,而更多的流向占比最高的金融服务业,资本增密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排斥劳动,马太效应显著,草根阶层的制造工人只能失业或者从事低收入劳动,而资本和技术拥有者获得更多的利益分配,因此在数字时代中,这股力量壮大了表现出了民粹主义的倾向,而基于美国的政治制度,美国政客(尤其是共和党的政客)需要迎合中下阶层的需要,推行满足民粹需求的政策,而在政治层面出现越来越多的民粹主义倾向。
七、中国的应对策略
在应对美国政策时要看到中美之间的矛盾,针对特朗普政策在不同层面对中国的影响制定对策。
首先产业层面,面对特朗普的关税压力除了做出相对的反制措施外还要把反歧视原则作为重要诉求,保证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被过度削弱,防止发生因生产成本上升和供应链不确定性导致的产业转移,同时理性客观的看待一带一路过程中的低端产业流失,加快国内产业升级,营造更有利于高端产业链的营商环境,巩固中国自身的优势产业。
其次经贸方面,由于美国保护主义的政策,中国经常账户面临压力,中国要从收支两方面入手,要更多的关注除美国之外的贸易伙伴,尤其是与欧盟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联系,吸引国外投资者参与合作,拓宽外汇来源,另一方面在“一带一路”沿线建设和对外援助中优化资金的使用效率统筹兼顾经济活动的时间顺序和战略布局的逻辑顺序,有针对性的进行援助和建设,此外还要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通过人民币债券市场融资,在缓解资金来源压力。
在国际规则制定上,中国要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力图建立对发展中国家更公平的新的贸易格局,中国可以通过强化G20、金砖国家会议、一带一路等多边外交平台的功能,联合欧洲、东盟、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共同抵御特朗普“逆全球化”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最后,还应该推动与美国在能源利用、资源利用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上的合作,只有在中美之间寻找更多的共同利益才能跳出“修昔底德陷阱”从能长远上解决中美直接存在的冲突和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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