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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钓鱼的刑法规制现状和思考

时间：2022-04-26 15:04 所属分类：法律论文 点击次数：

　　网络钓鱼是指通过互联网，利用电子邮件和诈骗网站等形式，侵犯个人信息权利和财产权利的犯罪行为。接下来小编简单介绍一篇优秀互联网犯罪论文。

　　摘要：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网络犯罪日渐猖獗，犯罪类型和犯罪手段也出现了复杂化的特征。网络钓鱼作为典型的网络犯罪类型，严重威胁网络安全，侵犯民众财产权益。针对网络钓鱼的刑法规制，西方国家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法律保护体系，但是在我国还存在着刑法规制上的空白地带。针对网络钓鱼的刑法规制问题，本文从立法论和解释论两个方面入手，探讨遏制和惩戒网络钓鱼犯罪的现实路径。

　　关键词：网络钓鱼；网络犯罪；新型犯罪；刑法规制

　　一、网络钓鱼的基本概念

　　网络钓鱼的犯罪对象，是网络用户的个人信息，包括金融账号信息等重要财产信息，通过盗取网络资金、贩卖个人信息等方式，实现犯罪收益，侵害网络用户的人身和财产权益。

　　二、网络钓鱼的刑法规制现状

　　由于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不够完善，我国网络用户频繁遭受网络钓鱼犯罪的侵害。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关于网络钓鱼犯罪的刑法规制，并没有实现集中的立法，而是分散在刑法、电子信息法规、司法解释及部门规章当中。在刑法中，我国刑法关于计算机安全和犯罪的内容中，是在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中新增加的。在我国刑法第二百八十条中，也规定了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犯罪的内容，但是，由于刑法的谦抑性，关于网络钓鱼犯罪，一般都需要有“后果严重”的构成要件，对于受害者权利保护而言，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由于缺少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在对网络用户权利的界定上，也存在着法律上的诸多问题。作为一项新型犯罪，要想强化刑法的规制，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个是立法论，就是通过立法的形式，新增法律条文，进行犯罪规制，另一方面就是解释论，就是利用现有的法律条文，通过法律的具体适用，即法律解释，将网络钓鱼的行为纳入刑法规制的范畴。由于刑法在适用过程中，具有谦抑性的特点，因此解释论在解决网络钓鱼犯罪的问题上，适用的空间并不大，所以要想有效打击网络犯罪，消除网络钓鱼犯罪现象，重点还要从立法角度入手，通过立法的方式，明确犯罪构成要件，将钓鱼犯罪列为一项具体罪名，进而实现法律惩戒的目的。

　　三、关于网络钓鱼罪名的刑法规制思考

　　在理论和实务界对于网络钓鱼犯罪的刑法规制，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应该参照加拿大的立法模式，将网络犯罪作为一种罪名，直接写入刑法典，通过条文的形式明确犯罪构成要件，提升条文的适用性，强化对于犯罪的打击力度，体现维护网络安全秩序的决心。也有学者认为，对于网络钓鱼犯罪，完全可以参照盗窃罪的标准来定罪量刑，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犯罪的金额不容易确定，因为个人信息并不是实体上的财产，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在犯罪金融认定上，究竟以犯罪所得来定罪，还是以网络用户的实际损失定，存在着理论和实务上的争议，在法条实践应用中，也存在着难题。对于这种“身份信息盗窃”理论，并不是我国学者支持的主流观点，我国主流观点较为赞同加拿大的立法模式，探讨关于网络钓鱼犯罪的罪名法定化问题。普遍认为，我国要进行网络钓鱼犯罪的刑法规制，应当参考加拿大的立法模式，针对网络钓鱼犯罪问题，本文认为，可以在现有刑法条文的基础上，通过立法的方式，设立具体罪名，实现对于犯罪行为的打击。具体操作中，可以在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中的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名之后，增添窃取身份信息犯罪，作为二百八十六条的一个条款出现。在具体立法操作中，由于网络钓鱼犯罪一般都是通过电子邮件和木马网站等形式，窃取客户信息，所以要在法律条文中，将电子邮件、木马网站、破坏性程序等作为列举式描述写入条文，提升条文的操作性。在具体量刑中，建议参考其他网络犯罪量刑标准，区分一般严重后果和情节严重后果，单纯造成严重后果的，可以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或者拘役，对于犯罪情节严重的，可以将法定量刑提升至七年以下，同时对于违法犯罪所得，要进行没收，同时要并处罚金刑，强化法律打击效果。

　　四、小结

　　综上所述，网络钓鱼作为新型网络犯罪类型，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从刑法规制角度来看，我国仍缺乏相应的监管和惩戒措施。网络钓鱼具有网络犯罪的一般特征，犯罪手段多样化，犯罪踪迹难以寻觅，在司法实践中是监管和惩戒的难题。本文从网络钓鱼的刑法规制角度入手，探求对网络钓鱼犯罪的有效规制手段，并从立法论和解释论两个方面切入，进行深入的分析，探讨遏制网络钓鱼犯罪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刘省礼.网络钓鱼行为的刑法规制[J].行政事业资产与财务，2013(16):197-199.

　　[2]陈玲."网络钓鱼"与刑法规制[J].政治与法律，2008(8):40-46.

　　[3]周华.论网络犯罪及其刑法规制———以网络钓鱼为观察对象[J].法制与社会，2010(24):69-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