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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性研究的方法类型与资料分析

时间：2023-02-01 22:58 所属分类：写作指导 点击次数：

　　质性研究逐渐成为学术写作者的首选方法，一方面因为其较容易学习，另一方面也因其可选择性方法较多，涉及领域较广。对质性研究不是很了解或是想要进一步学习的作者，可跟随我们国外著作《质性资料的分析：方法与实践》的阅读一起学习。质性资料的形式通常是文字，而不是数字。质性资料是很有魅力的，研究者可以藉它们，对一个可辨识的地方所发生的事件过程，做出有实据的、丰富的描绘与解释。也可藉它们，保留住时间流程，精确地看出哪一事件导致哪一事件，并引出精彩的解释。再者，好的质性资料也更可能导出意外的发现与新的整合;帮助研究者超越第一印象，并产生或修改概念架构。最后，由质性资料导出的发现，会具有一种“不可否定性”。文字具有一种具体的、生动的、有意义的力量，尤其是将文字组成事件或故事之后，更能让读者信服，质性资料带来的这些效果并不是简化的一堆数字所能产生的。

　　长久以来，社会科学的某些领域就是以质性资料为基础，尤其是人类学、历史学，以及政治科学。然而近十年来，越来越多基础学科与应用领域的研究者投入质性研究的范式中，这些应用领域包括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公共行政、组织研究、企业研究、医疗保健、城市规划、教育研究、家庭研究、方案评估与政策分析等。正如L.M.Smith(1992b)所观察到的，以下诸多的词汇实际上都已经变成同义词了，这些词汇包括：民族志(ethnography)、田野法(field methods)、质性研究(qualitative inquiry)、参与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个案研究(case study)、自然取向研究(naturalistic methods)、响应式评估(responsive evaluation)。

　　Matthew B.Miles、A.Michael Huberman在其著作《质性资料的分析：方法与实践》中对质性研究、质性资料的搜集、运用、分析、呈现、议题、撰写等等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本次先跟随其关于质性研究的类型、传统、特征以及对资料进行分析的三种取向的学习来初步认识质性研究。

　　一、质性研究类型及其五大传统

　　质性研究可以用十几种方式来进行，每种方式背后，都有长远的思想传统。Wolcott根据资料搜集方法画了一棵树，包含了二十几种策略(见图1.1);Tesch也利用计算机画了一张包含质性研究类型的图(见图1.2)，我们可以先根据这两张图片对质性研究有个大致认识。

　　Jacob(1987)将质性研究分为五大传统，包括生态心理学(ecological psychology)、整体民族志(holistic ethnography)、沟通民族志(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认知人类学(cognitive anthropology)与象征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划分的依据有几个层面，包括“对于人类本质与社会”的不同预设、不同的“焦点”(就不同的社会系统层级，来做内容的探究)、不同的“方法论”(指研究设计、资料搜集与质性或量化分析)。

　　这些分类系统虽然看起来是颇有道理而且是切割清楚的，但如果读者想要把这些派别划分得一清二楚，可能会把自己弄得紧张不已。另外，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些分类系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因为“诠释取向”日渐流行，我们正以历史、文学和新闻的方式来开展质性研究;但与此同时，历史学者也开始采用录音、录像、访谈与统计学等方法，去补充传统的资料来源。因此，我们在此可先对其有个大概了解即可，在实际运用中要跟随实时的变化灵活处理。

　　二、质性研究的特征

　　大多数的质性研究有一些特征，我们尝试列一份清单出来，不过大家还是要了解，可能有些东西还是无法包括在内。Wolcott(1982)曾说过，大多数的质性研究本质上都是自然取向的，虽然此词的意义现在已经有所改变。结合Wolcott所提的几项特征，我们认为“自然取向”研究的主要特征为：

　　●进行质性研究，乃是密集地与长时间地与一个“现场”或生活情境做接触。这些情境基本上是很“平凡的”或普通的，它可以反映日常的生活，包括个人、群体、社会和组织等的日常生活。

　　●研究者的角色是要对所研究主题的脉络去获得一种“整体的”了解，包括其逻辑、安排、明显的和隐藏的规则。

　　●研究者尝试“由局内”依据当地行动者的知觉，去掌握资料，经历一个过程，包括深度的注意、同情的领会(empathetic understanding，Verstehen)以及把相关的成见都先搁置或“放入括号”中。

　　●研究者通读材料后，可能会将某些主旨/主题与表达抽离出来使用，这些主旨与表达可能都是报告人复阅过的，不过研究者在整个研究过程中，仍应该将这部分以原始的形式保存好。

　　●研究者主要的任务就是要阐述：人们在特定场合，究竟用哪些方式去理解、解释、行动，以及掌控自己的日常情境。

　　●对于所得资料，可能有多种诠释方式，不过会有一些诠释，基于理论因素，或是因为具有内部一致性的缘故，是比较有说服力的。

　　●开始时很少使用标准化的工具，研究者基本上是该研究的主要"观测工具"。

　　●资料分析多半是处理文字资料，文字可以聚类、分类，切割为文段。研究者可以组织文字，以便于进行对照、比较与分析，并赋予其模式。

　　这些都是“自然取向”研究反复出现的特征之“核心部分”，不过每一质性研究的传统，会以不同方式去组织或运用它们。

　　三、质性资料分析的三种取向

　　资料分析在分析运用时，主要有三种取向：诠释取向(interpretivism)、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与协同式社会研究(collaborative social research)。下面将具体介绍它们在资料分析方面的差异。

　　(一)诠释取向

　　诠释取向基本观点来自于Dilthey(1911/1977)，主要认为：人的言行不能用自然和物理科学的方法来分析。此派把人的活动视为“文本”，这种文本是诸多象征的集合体，表达的是多层次的意义。诠释取向领域的分析主要有符号学(semiotics)、解构主义(deconstructivism)、美学批判(aesthetic criticism)、常人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与诠释学(hermeneutics)等，每一取向都有其特别强调的重点与变化。

　　这种文本在分析时主要有三种争论，一种认为要透过“深层的领会”，也就是对于所探究的对象，运用移情式的理解或是感同身受。另一种认为应透过对群体行动与互动的领会。还有一种认为应重视“务实的领会”，也即并不强调对资料进行编码，并不强调要找出资料中的通则，，而是着重对原始资料本身的意义与行动获得一种真实的领会。

　　各种诠释取向学者都强调：研究者并不会比报告人对研究对象有着更超然的关系。研究者有他自己的理解、信念与观念取向;他们也是某历史时刻、某文化中的成员。无可否认，他们也会经常不经意地受到田野见闻的影响。访谈就不再是某方搜集资料而已，而是双方精心合作互动的结果。至于资料分析，如果研究者采用一些预定好的工具，来将报告人的语言译码与编码，此时研究者就已经将一些外在的讯息带入其中了，他们其实很难把“外来的”东西，从中抽离出来。当然，这种分析方式却也并不少见，需要根据实际研究问题选取合适的分析方式。

　　(二)社会人类学

　　这一个领域基本上是采用民族志方法(ethnographic methodology)，与我们前述的“自然取向”关系密切，具有以下的特征：与某社群持续接触、关心被视为平常的日常事件、直接或间接参与地方活动、特别关注区域特性的描述;着重个人观点及对其世界的诠释;事前较少预定好研究工具，但较其他研究法更常使用视听器材与结构化的观察。

　　此派在资料分析方面，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民族志方法多采用描述法。分析工作要跨多重资料来源(纪录、人造物、日记)，并且予以浓缩，并稍稍关心一下这些观察在概念上或理论上的意义。当然，分析过程中要不断做决定，要做的决定包括：要留下什么资料、要着重哪方面资料、要先或后报告什么、要连结什么、哪些观念是重要的等。社会人类学者的兴趣是在日常情境中找出行为的规律性，包括的情境有：语言使用、人造物、仪式、人际关系。通常可以在“模式”、“语言”或“规范”的表达中，找到这种规律性，这些规律性为你所研究的这种文化或社会，扮演了推理上的关键。正如Van Maanen(1979)所指出的：基本的分析任务就是去“发现与阐释在某(工作)情境中，人们用来理解、说明、从事，乃至于控制日常情况的各种方法”。通常这种“发现”与“阐释”是以持续的观察与访谈为根据，经过分析性的检阅后，再引导田野中的下一步工作。

　　最后，许多社会人类学者关心理论的建立与修改。他们可能带着一个理论架构进入田野，然后检验、精炼，或证明该架构。有许多关于社会化、父母教养与亲属关系的跨文化研究，都源自于这种田野研究。

　　采取“社会人类学”这一分析途径的研究包括：生活史(life history)、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生态心理学(ecological psychology)、叙事研究(narrative study)，以及许许多多的应用研究(教育、健康保健、家庭研究、方案评估)。

　　(三)协同式社会研究

　　协同行动是在社会情境中进行的，倡导者会寻求一组能接纳该行动，且愿意陪同参与该过程的研究人员(参见Schensul & Schensul，1992)。这种陪同有两种任务，一是“反思”，这是指研究还在探寻与提问的阶段中要做的事;二是辩证，这是指研究者与当地行动者之间，对资料有不同的诠释之时完成的任务。

　　从1920年代起，这类的行动研究就有了，当时采用此方法的目的是为了组织的改造。研究者透过当地的协助，设计出一种“现场实验”的纲要(如：把一机构的自助餐厅改变成新的餐饮;或为一艘船只重组运作方式以及安置人员)。研究者为“改革行动者”将资料整理好，并提供出来，两者都会回馈给下一行动，成为下一阶段运作的依据。此派也有“自然取向”研究的特征：参与观察、敏锐觉察当事者的关注、初期着重描述性的资料、非标准化的研究工具、整体观点、寻求潜藏的主旨/主题或模式。这些也都是协同行动研究(collaborative action research)的特点，研究人员从一开始就和当事人紧密联系在一起。目的是透过批判探究的过程，将此社会情境转型，也就是要对该世界采取行动，而不是受该世界的限制。可以在批判民族志(critical ethnography)(Thomas，1993)与行动科学(action science)(Argyris，Putnam，& Smith，1985)里，找到这一取向。

　　此派分析工作的重点，是采用行动相关的结构，以社会改良论的架构去看问题，强调心智的“解放”——方法是打破习以为常的观点，侦测出看不见的压迫性结构。

　　质性研究有很多种，对这些方法、特征有了大致的了解，才能为选择适合我们研究的做准备，除此之外，质性研究中最为重要的是质性资料，资料该选哪一类、又该如何分析，我们也将通过对《质性资料的分析：方法与实践》这本著作的学习一步步深入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