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25 21:58 所属分类:写作指导 点击次数:
一个好的案例研究应当是“就锅下菜”而不是“就菜下锅”,应具备“以小见大”的关系性,既能够提供圆满的故事展现,又能够在理论框架下挖掘因果机制。案例研究也遵循问题、理论、方法、验证、结论等研究程序。【1】在日常的审稿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多作者确实也使用了案例研究,但在文章的呈现上会出现一些问题。文章没有着力点,不但未为研究增色,反而有资料堆叠的嫌疑,对研究目的(任务)并不清晰,由此,我们尝试总结四种类型的案例研究,并结合C刊范文做简要分析,希望能提供一些借鉴。
一、对案例研究的理解
案例研究是对一个或多个研究对象进行具体深入研究的方法,即它是以典型的个例为具体研究对象,通过对其进行直接或间接、深入而具体地考察,了解现状及发展历程,进行分析、确定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议以促进其发展。案例研究属于经验性研究而非理论性研究,侧重于研究现实现象中的事例证据及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检验和发展已有的理论体系。其目的在于回到“为什么”和“怎么样”的问题,通过案例来得出归纳性的结论或对未来予以预测。
二、案例研究的四种类型(结合范文)
(一)探索型
探索型案例研究侧重于提出假设,运用新的视角、观点、方法来解析、评价现象。以《情报计量学视野下的当代人文社科发展背景描绘——一个人文社科领域数据密集型科学发现的探索性案例》为例,作者在摘要中表明:“数据密集型科学发展作为科学研究第四范式的提出,为人文科学科学领域研究模式的创新提供了新的时代机遇......基于CSSIC库2013年收录的来源论文关键词数据,分别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图示化地描绘了当代中国人文社科各学科研究领域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学科发展背景’......”,进入正文,在“1研究背景”中,作者提出本研究的目的是“试图从情报计量学的视角,依托大规模或较大规模的数据,通过各种‘计算’来自动或半自动地描绘当代人文社科各学科的发展背景,以此既为各学科的学者提前或及时地洞察各自研究的学科领域‘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提供一些启发和帮助,同时也为‘如何可能’和‘如何做好’人文社科领域的数据密集型科学发现做一些探索性的尝试”。随后在“2研究设计”中,作者提出研究假设“......通过对这些‘化’关键词的考察,我们显然就已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或者说在某种比较宏观的意义上,以小见大地管窥到‘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由此启发我们,在论文数据已日益齐备的‘大数据’背景下,如果对最近年份刊发的海量论文的题目或关键词中的‘化’的使用进行计量研究,即可使我们对当今人文社科研究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从而有利于我们在学术研究中受到陈寅恪先生所说的‘预流’的成效,多打伏击战,少打遭遇战,并有可能由此启思出新思维”。在“3研究结果”中,作者从宏观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结合图表概括性总结出人文社科研究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由上述结果,作者进一步提出一个讨论问题,即随着海量的数字化的人文社会文献数据库的逐渐完备,如何开展好人文社科领域的数据密集型科学发现,做出更多更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显然也同时已经成为一个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最后,借由本文的探索性案例研究,作者得出两个结论:“一是随着信息时代或者说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应用信息手段解决信息时代的各种问题’(包括文人社会科学)不仅已经成为可能,而且还可以说已经是‘必须’和‘不可避免’,这既是时代和当前的现实环境给我们提出的挑战,更是一种机遇”“二是数据密集型科学发现是一项综合性的工作,需要同时具备多种学科只是或是需要团队合作才能做好”。
(二)描述型
在已有的理论框架下,主要对(人、事)现象作为描述,其任务是讲述“故事”。以《SBU:战略执行与管理控制系统在中国的实践与创新——基于海尔集团SBU制度的描述性案例研究》为例。作者以海尔集团SBU制度为对象,采用实地调研、描述性案例研究方法,在理论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剖析了海尔SBU制度“过程化”的五个内容要点、诠释了海尔SBU作为一个管理控制系统在概念、体制创新、管理整合方面对西方SBU制度的扬弃,揭示了海尔这类中国企业在战略实施、运营管理、流程组织、员工激励计划等方面对管理控制理论研究的贡献和对管理实践的示范效应。文章最后指明了推行SBU体系需要引以关注的“持续改进”的问题。进入正文在“一、问题提出”中,作者鉴于“SBU 制度是西方企业管理理论与实际的热点”和“SBU 是海尔集团在中国首推的组织管理制度”两个视角提出问题,即作为企业管理控制系统海尔推行的SBU 制度与西方倡导的 SBU 制度是否一致?其中国特色与创新之处何在?有无持续改进的必要及其改进路径何在?随后,在“二、理论基础与文献分析”中,作者从“关于SBU的研究文献”“关于战略执行与管理控制系统的文献”“关于海尔集团SBU研究文章”三方面进行文献综述,以此充分解释了本研究的适切性。之后的“三、研究方法和资料获取”中,作者介绍了本文所采取的研究方法、资料获取的依据以及如何确保信效度。
在“四、海尔集团SBU制度的构建与运行机理”中,结合上图(图1),作者以“海尔SBU的概念与制度框架”“作为管理控制系统的SBU制度的构成要件”(又分了五个小点)为二级标题展开论述。随后,在“五、讨论:海尔SBU的制度创新”中,作者总结出了五个命题并就此描述了海尔SBU制度的持续改进之路,最后作者在结论中回应了前文“提出问题”时的疑问,认为海尔 SBU 制度并不是西方 SBU 原理的简单复制,扬弃了西方理论 SBU 中战略执行、组织再造、绩效体系等概念,并在五个命题上丰富了战略主导下 MCS 的内涵。海尔 SBU 制度设计与实践中整合了两类观点:一是组织观点,把管理控制定位于一个信息沟通、目标设定、业绩评价和以业绩为基础的报酬确定的系统;二是行为观点,关注管理控制的人性方面,强调包括充分授权方式如上司如何激励下属实现目标等等。海尔 SBU 制度实际上是将这两种管理控制观的整合。虽然海尔在实施 SBU 的过程中并非尽善尽美,但瑕不掩玉,海尔 SBU 对中国企业管理控制的示范作用不可低估,具有很强的实践类推能力。
(三)解释型
侧重于理论检验,通过特定的案例,对事物背后的因果关心进行分析和解释。以《精英大学为什么不愿意参与教师教育? ——以中国两所精英大学 P 和 Q 为个案》一文为例,作者在正文“一、研究问题与文献综述”中借助已有研究(理论)引出“......但是,这些精英大学‘参与的积极性不高,参与教师教育的基础十分薄弱;注重职后培训,忽视职前教师培养;缺乏教师教育文化的氛围’”“朱旭东教授提出:‘我国一流大学参与教师教育的数量有限,综合化后的师范院校生源质量下降,教师教育从学术制度上没有得到合法的学科支撑,没有带来教师培养质量的提升’”,而与这些文献批评形成现实反差的是国家在经费投入政策倾斜等方面对精英大学都给予了很大程度的支持,那为何还会出现“精英大学不愿意参与教师教育事业”这一具体状况呢?由此作者选择国内两所精英大学P和Q(在内容表述中,充分说明了两所学校具备典型性)为研究对象,采用个案法和文本法,展开(解释性)研究。在“三、研究结论”中,作者得出“精英大学致力于精英人才的培养”“精英大学具有追求高深学术研究的旨趣”“精英大学关注社会重大攻关问题”,而这三点,在一定程度上,均与教师(其针对主体是中小学、幼儿园教师)教育存在割裂。由此进入讨论(分析)环节,作者从“精英大学人才培养精英化的价值取向与教师非精英身份的矛盾”“精英大学追求高深学术研究与教师教育 实践品性的矛盾”“精英大学关注社会重大问题与教师教育‘无关紧要’的矛盾”三个方面对上述观点进行了解释,回应了文章开头“为什么”的问题,最后,作者在“结语”中,进行对该研究进行总结,并简短地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精英大学有必要利用自己文理学科的资源优势发展教师教育,为我国高层次中小学、幼儿园教师的培养和培训作出贡献,也需要完善对教师教育者的评价体系,(政府)在提升教师专业地位和待遇方面也需要提供相应的保障。
(四)评价型
对特定事例作出判断,对研究的案例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以《如何让“差生”走向“卓越”——“三位一体”小教师范生养成的个案研究》为例。作者在摘要中提出“通过对2012级浙江师范大学‘三位一体’小学教育班级管理的个案分析,将这种招生制度改革的研究延伸到培养环节......”。随后进入正文论述,在“一、研究缘起”中,作者对该研究的研究背景进行了初步介绍:“.....原先的高考改革还局限在考生对考试内容的选择,而‘三位一体’自主招生,则把招生和考生选择有机结合起来,扩大了高校和考生的双向自主选择,并且为考生提供了两个录取分数,可择其高者作为高考成绩参与高校录取。”然后作者表明自己以“亲历者”的视角对上述改革进行质性的学理描述,期望能过程层面阐述“三位一体”招生改革的功效及该级学生的成长经历。
作者身为121班的班主任,将该班与同届小学教育专业的另外三个班级进行横向对比。结合表1(当年浙江省文科一本录取线为606分,浙江师范大学小教专业录取线为619分),121班的学生被界定为“差生”(二本生),如何促使他们适应一本专业学业要求,发挥各自艺体特长,培养其成为“卓越”的小学教师,成为作者的重要任务。就此,作者围绕四个方面展开实践(“凝集班级向心力”“调整班级组织结构”“变革学习指导方式”“核心素质评价”),通过时间的检验,成绩可人。
最后在“讨论与结论”部分,作者得出了“高考成绩与师范生培养不存在显性相关”“大学生社会化的关键在于自我认知和对环境的把控”“大学班主任的角色在于学术指导” “教学研究型大学应高度重视实践导向”四个观点,并分别进行了解析、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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